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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簡牘所見的律典體系
          2021年03月31日 14:5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陳偉 字號
          2021年03月31日 14:5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陳偉

          內容摘要:近期出土的云夢睡虎地漢簡和荊州胡家草場漢簡,律篇均呈現明晰的分類,并出現《□律》《旁律》這樣包含眾多律篇的分類題名。

          關鍵詞:

          作者簡介:

            秦漢時期高度發展的律令典章,在傳世文獻中,只留下部分條文的只言片語,以及零星的相關記錄。令人振奮的是,近期出土的云夢睡虎地漢簡和荊州胡家草場漢簡,律篇均呈現明晰的分類,并出現《□律》《旁律》這樣包含眾多律篇的分類題名。這為中國法制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對加深認識秦漢律典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一、漢簡律典的兩分結構

            2006年清理的云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與1975年發掘的11號秦墓,東西相隔約70米。兩座墓都出土大量法律文獻。睡虎地漢墓律典清理時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兩卷并列,因而分作V、W兩組。V組共有306枚簡,以遷律的最后一簡為中心、書寫面向內收卷,盜律的篇題簡位于最外端(從展啟卷冊的角度說,則是開頭第一簡)。盜律篇題簡的背面寫有“□律”二字,是這一卷冊的題名。該卷包含15篇律文,依次是盜、告、具、賊、捕、亡、雜、囚、興、關市、復、校(效)、廄、錢、遷等。W組共有544枚簡,葬律最后一支簡在卷冊中心,也是書寫面向內收卷,金布律的篇題簡位于最外端,背面書寫“旁律”二字,是這一卷冊的題名。該卷中包含24篇律文,依次是金布、均輸、戶、田、徭、倉、司空、尉卒、置后、傅、爵、市販、置吏、傳食、賜、史、奔命、治水、工作課、臘、祠、齎、行書、葬等。根據同墓隨葬的《質日》簡冊推定,墓主越人卒于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律典當抄寫于此前一段時間。

            荊州市胡家草場12號西漢墓,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發掘,出土4000多枚簡牘,律令簡冊為大宗,共3000余枚。其中律典3卷。第1卷未見卷冊名,第2、3卷均用一支簡題寫卷冊名,分別是“旁律甲”“旁律乙”。與睡虎地漢律不同的是,這3卷都設有目錄,并記錄律篇數,分別寫作“凡十四律”“凡十八律”“凡十三律”。墓中所出與睡虎地秦簡《編年記》類似的《歲紀》,記事止于“今”即文帝十六年(前164)。墓主大概卒于此年,律令的抄錄也應在此前一段時間。

            根據胡家草場漢簡整理者指出,第1卷與睡虎地漢簡《□律》基本對應(為方便行文,以下在無須區分時,用“《□律》”兼指睡虎地漢簡《□律》和胡家草場律典第1卷)。不過,胡家草場漢律缺“遷律”,因而只有14篇。在篇序方面,二者之間多數律篇的相對位置并不相同。通過分析旁律甲、旁律乙刊布的圖版,顯而易見的是胡家草場漢簡與睡虎地漢簡兩種旁律諸篇的相對順序多有不同。

            20世紀后半葉出土的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諸律篇,有學者認為屬于并列關系。睡虎地漢簡《□律》與《旁律》,胡家草場漢律第1卷與兩卷《旁律》,顯然分成兩個大類。每個大類及其統轄的各篇,則明顯構成兩個層次。這兩批律典形制、內容大致相當,年代相近,彼此呼應,當時律典中存在結構性的分類、分層,確然無疑。

            這里有一個伴生的問題,胡家草場漢簡《旁律》分作甲、乙兩卷,是否也屬于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劃分。

            如前所述,睡虎地77號漢墓與胡家草場12號漢墓的下葬年代接近,兩座墓中隨葬律典的時代也大致相當。在這種情形下,兩種《旁律》存在體系上差異的可能性,應該說不大。胡家草場《旁律》用簡數如果達到672枚左右,分作兩卷應該是適宜的。如然,胡家草場《旁律》作甲、乙兩卷,就只是一種技術性處理,而沒有律篇進一步分類的意味。

            二、漢律二分結構的時間沿溯

            上述兩批明確呈二分結構的律典,集中在文帝時期。而時代稍早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和更早的睡虎地秦律諸篇,如前所述,有學者描述為“并列”關系。這容易造成一種印象:律典二分格局的形成發生在文帝時期,或者是從《二年律令》行用的呂后二年(前186)之后至文帝之世的某個時間。

            《二年律令》出土時保存狀況比較差。整理小組釋文分為28篇,依次是賊律、盜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雜律、錢律、置吏律、均輸律、傳食律、田律、關市律、行書律、復律、賜律、戶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興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津關令。資料刊布后,在篇序層面有較多討論,以下略作梳理。

            第一,在張家山漢簡《出土位置示意圖》對應于《二年律令》的C、F兩組中,抄錄賊律的簡大多位于最外層(第1層)。而在簡冊狀況保持較好的C組下半部,賊律簡均在最外層。竹書題名多寫在卷冊首簡或開始數簡的背面。“二年律令”4字,寫在屬于賊律的簡1背面。這枚簡位于F組左上部第1層,很可能是簡冊自末端逆時針收卷(面對《出土位置示意圖》而言)時的最后一簡,亦即簡冊第一簡,卷攏時“二年律令”4字朝外處于比較顯眼的位置。結合這兩點,賊律為《二年律令》首篇,應無疑義。

            第二,甄別后的具律簡多位于C組的上部及下部右側的第2層,在下部左側由盜律接續。這顯示,具律、盜律的順序很可能與整理本相反,分別屬于第2、3篇。甄別后的告律簡,在C組下部的多位于第3層,應如整理本所示屬于第4篇。

            第三,應歸于復律的簡,在C組上部第4層,還有與簡195并列的簡194;在C組下部,尚有主要位于第4層、原屬雜律的簡188—193,與處在篇末、題寫篇名的簡281銜接。由此推斷,復律當位于告律、關市律之間,為第5篇。

            第四,關市律整理本包含簡258—262,分布于F組下部1—4層,多在興律的內層。姑且視為第6篇。

            第五,興律整理本排在第23位,興、雜、亡三律大致位于第7—9篇,具體篇次尚難確認。

            第六,整理本均輸律含簡225、226、227三枚。前二簡均說到“津關”,或當歸于津關令。剩下的均輸律篇題簡(227)位于C組下部第6層,左接錢律簡197、198等。位于C組下部第5層的捕律篇題簡(156)左接收律簡174、175等。由此推定,這四篇應以捕、收、均輸、錢為序,接在興、雜、亡諸律之后。

            第七,津關令整理本放在最后。從確屬該篇的簡210、217、218及其篇題簡224來看,置吏律可能與秩律、置后律相近。姑且與傳食律、史律一起,列于秩律之前。

            第八,書寫效律篇題的簡353位于F組上部第3層,屬于盜律的簡80和屬于賊律的簡46在其左右。位于F組下部第4層的簡347,其外層是雜律簡183,內層是傅律簡358,左鄰錢律簡208。位于F組下部第5層的簡351,外層是錢律簡208,內層是行書律簡276,屬于傅律的簡359、358在其左右。從這些跡象推測,效律應在錢律之后、行書律之前,而不可能過于偏后,大概是在錢律與傅律之間。

            綜上所述,《二年律令》的篇次大致如下(“‖”表示其左右律篇先后不確定):賊→具→盜→告→復→關市→興‖雜‖亡→捕→收→均輸→錢→效→傅→置后→爵→行書→徭→置吏‖傳食‖史→秩→賜→津關→戶→田‖金布。

            《二年律令》實際篇次雖然看似無序,卻與睡虎地漢律、胡家草場漢律在基本層面類似,如果這些推測大致無誤,睡虎地漢簡、胡家草場漢簡所見律典的兩分結構,在《二年律令》時代可能即已存在。

            睡虎地秦律大約抄錄于秦統一之前,包括《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三種律文抄本和《法律答問》。《秦律十八種》篇名有田、廄苑、倉、金布、關市、工、工人程、均工、徭、司空、軍爵、置吏、效、傳食、行書、內史雜、尉雜、屬邦。《秦律十八種》以及單篇抄錄的《效律》,都屬于事律的范疇。在睡虎地漢律和胡家草場漢律中,關市律、興律、效律均與罪律諸篇同卷,這里卻只與田、廄苑等事律同編,全然未見罪律之篇出現。

            《秦律雜抄》所見律名11種,即除吏、游士、除弟子、中勞、藏、公車司馬獵、牛羊課、傅律、敦表、捕盜和戍律。《二年律令》簡150—151云:“數人共捕罪人而當購賞欲相移者,許之。”岳麓書院藏秦簡也有類似律文。而《二年律令》簡154—155云:“吏主若備盜賊、亡人而捕罪人,及索捕罪人,若有告劾非亡也,或捕之而非群盜也,皆勿購賞。捕罪人弗當以得購賞而移予它人,及詐偽,皆以取購賞者坐臧(贓)為盜。”可見秦漢時并非一概排斥捕人相移,而是禁止在因職務行為捕獲罪人不予購賞的情形下,把所捕之人轉到別人名下以冒領的行為。如然,捕盜律可能是對亭卒的相關規定,與《秦律雜抄》中的其他律一樣也屬于事律。

            《法律答問》以問答形式,對秦律的一些條文、術語及律文的意圖作出解釋。其中引述有律文,但未言及律名。張伯元否認囚律在《法律答問》中的存在。至少涉及十多個律篇解釋的實際編次,大致有兩種可能:或者是罪律與事律的相關條文各自集中,或者是兩類內容錯雜。只有后一種情形下的特定排列,才會形成睡虎地漢律、胡家草場漢律那樣獨特的兩分結構。睡虎地秦律中不大可能存在漢律那樣的兩分格局,卻不排除罪律、事律各自集中成文,甚至分別成卷這樣另外一種兩分結構的存在。

            漢代資料在前述三種外,還有張家界古人堤出土的東漢木牘律目應予關注。古人堤木牘律目由3個殘片綴合而基本復原,正面分7欄書寫。看完整綴合的紅外圖版,第1、2欄殘存多個“盜”字,屬于盜律條目的可能性很大。第2欄最后一列原釋為“殺人□□”似是“教人可□”。如然,可與《二年律令·盜律》簡57關聯。第4欄第3列“諸上書”以后,直到第7欄最后一列,大多可以確認為賊律條目。值得注意的是,第3欄第6—8列可釋作:“盜出財物。諸有責(債)。諸詐紿人。”分別與《二年律令·關市律》簡74、187、261關聯。這3個律篇都處于《□律》之中,因而古人堤律目很可能沿襲了西漢前期律典的兩分結構,或者至少部分保留有與《□律》類似的律篇布局。在律目木牘背面,記有一個月的歷表。開頭部分稱:“五月朔小,戊戌一。”查歷表,建武三十二年五月大30天,而光和三年五月小29天。符合五月小、戊戌朔初一條件的,只有后一個年份。律目的抄寫年代應與相當,約在東漢后期靈帝光和年間(178—183)。

            三、《□律》《旁律》的歷史屬性

            《□律》《旁律》劃分的依據何在,它們與史載的律籍概念有無對應,頗難索解。看《□律》,容易讓人聯想到蕭何九章律,然而其間實不無窒礙。

            在傳世文獻中,蕭何“作律九章”之說始見于《漢書·刑法志》,而對篇名的最早記述則出自唐初成書的《晉書·刑法志》。《□律》與《晉志》所載蕭何律九篇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均以罪律為主,兼收事律;并且后者的篇名大多見于前者,顯示彼此關聯密切。不過,除篇數多少有異之外,蕭何律九篇中的戶律并不在《□律》之中,而是隸屬于《旁律》,這成為二者的顯著區別。

            《晉志》所載《法經》六篇之一的“網”原書作“網”。中華書局本校勘云:“《唐六典》注‘李悝《法經》六篇,一曰囚法,四曰捕法’。《晉志》中的網律很可能是亡律之誤。

            《晉志》載《魏律序》:“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于律首。……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為增,于旁章科令為省矣。”所謂“舊律”,通常認為即蕭何律九章。《晉志》所述蕭何律九篇包括戶律,恐怕也不排除誤記的可能。在興、廄二律外,《□律》中還有關市、效、復、錢四篇事律。作為蕭何律九章中的另一篇事律,或許是這四律中的一種。

            由于以罪律為主的《□律》中包括的若干事律與全部由事律組成的《旁律》諸篇難以從內容上找到劃分的緣由,如果上述九章律全部位于《□律》的推測不誤,則《□律》諸篇有可能如九章律一樣,是因為由蕭何主持編定,在漢朝開國建政中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具有特別的地位。或許蕭何在漢二年作律九章,以九種當時急用的罪律、事律代替粗疏的約法三章;在高帝五年(前202)天下大定后進一步編次相關罪律和事律,從而形成《□律》的規模,奠定了他在漢朝立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漢書·宣帝紀》注引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被漢人看作“律經”的,或許就是《□律》。

            在旁律方面,雖然有“旁章”“傍章”在字面上對應,問題也比較復雜。《晉書·刑法志》記蕭何定律九篇后接著寫道:“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載《魏律序》稱魏律十八篇“于正律九篇為增,于旁章科令為省矣”。《晉志》記叔孫通益蕭何律所不及而作傍章的意境,與《□律》《旁律》的關系貼合。旁律有朝、臘、祠、葬、外樂等篇,又與《史記·叔孫通傳》記其制定朝儀的事跡呼應。然而,《晉志》把朝律六篇記在景帝、武帝時人趙禹的名下,與胡家草場《旁律》中已有朝律的事實相悖。因而應可認為:旁律與旁章、傍章的“旁(傍)”辭義可能相通,旁章、傍章的概念大概也與旁律有關,但三者并不等同。

            《旁律》應該相對于《□律》而言,指《□律》以外的律篇集合。但《旁律》的其他一些律篇是否也在此前后形成,《□律》《旁律》的劃分是否在此前后即已出現,目前還難以作進一步推論。

            四、幾個相關問題

            當代學者對于秦漢律的某些評價,除了當時未看到后來才出土的資料之外,恐怕也有觀察角度的原因。以下對幾個相關問題試作辨析。

            一是篇次與條次。當時至少在御史、廷尉等官署,必定存有完整的律典。《史記·蕭相國世家》:“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書·禮樂志》:“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于理官。”即可概見。目前比較成系統的律典都出于墓葬,它們帶有各自的時代特征。而且竹簡上往往可見刪削、改寫的痕跡,有的律條還可與遺址所出文書印證,因而這些簡冊可以相信是實用律典的抄本。另一方面,由于簡牘時代文獻制作、流傳不便,有的抄本也許源自多個單篇或者包含若干篇的底本。不同抄本的篇次差異,還有一個原因:對于基層吏員和普通民眾,不同律篇的區分及其次序的實用價值不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一篇內諸律條的次序是比較確定的。

            二是變動與確定。有學者指出,秦漢律是“不斷增減的開放性體系”。前文所述囚律在漢初出現和收律在文帝時消隱,乃是律篇的增減。針對律典的不斷修訂,《秦律十八種·尉雜》簡199規定:“歲讎辟律于御史。”里耶秦簡也一再出現讎律令的文書。對律令安排頻繁校勘,顯然是要讓各地各級官署執行的律令與中央所作的修訂保持一致。岳麓秦簡中,編號卒令乙卅二的令文還對新律令的生效時間作出規定:“新律令下,皆以至某〈其〉縣、都官廷日決。故有禁,律令后為辠名及減益辠者,以奏日決。”

            三是引述與解釋。看岳麓書院藏秦簡奏讞類文獻和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審斷過程中各方辯論的活躍,讓人印象深刻。《奏讞書》案卷21中,女子甲丈夫新亡,竟在守喪時與男子丙發生奸情。在國家最高審判機關廷尉官署討論時,廷尉、正始、監弘、廷史武等三十多位官員“致次不孝、傲悍之律二章”,決定“完為舂”。廷史申則力排眾議,否決用重刑。

            《奏讞書》與岳麓書院藏秦簡奏讞類文獻,是秦漢奏讞制度的孑遺。岳麓書院藏秦簡記云:“制詔御史:吏上奏當者具傅所以當者律令、比行事固有令。以令當各署其所用律令、比行事曰‘以此當某’。”通過《奏讞書》案卷16的例子,表明上級官署可以方便地核驗下級官員對法律理解、執行是否準確,并把最終解釋、裁定的權力掌握在作為立法者的中央手中。

            《□律》與《旁律》的劃分,難以從律篇內容、類別方面加以說明。西漢立國之初,最先重啟或者新定的律篇,應該是國家需求緊迫、政治家最為關切的部分,而這些律篇包括全部罪律和一些重要的事律,可以說符合歷史邏輯和基本的法理邏輯。

            由于簡牘時代抄本的特性,墓葬出土的律篇并不等同于秦漢律典的全貌。至少在御史、廷尉官署必定保藏有內容完整、篇次有序的律典全本。通過在各級官府中持續進行“讎律令”以及確定新律令生效的時間,可以把對律令不斷修訂可能造成的紊亂盡量加以控制,使律典得以在動態中保持內容的相對確定和執行尺度上的全國統一。活躍的法庭辯論和規范的奏讞制度,有助于法律的正確理解和實施,并把最終解釋權控制在中央立法機構手中,從而比較有效地保障國家、社會的正常運行。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郭飛/摘)

          作者簡介

          姓名:陳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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